1位医生日均接诊上百名患者、全国4万余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……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，让每个人深刻感受到医疗资源的重要性和紧缺性。

  和平时期医疗资源紧缺，是一次次排队挂号寻医问诊的经历；但在战“疫”时期，每张床位、每位医护人员所代表的医疗资源，则成为与时间抢生命的武器。

  无论一个地区GDP有多高，如果它的医疗资源成为木桶中最短的那块木板，那么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，或许也会不堪一击。

  截至2018年，全国共有99.7万个医疗卫生机构、840万张床位、1442个三甲医院……这些医疗资源主要分布在哪些省份？哪些地方的医疗能力最强？哪里的公共卫生应急速度最快？

  一般而言，医疗资源通常包括医疗机构、医疗床位、卫生人员等硬实力，也包括医疗服务、地方医疗支出等软实力。21世纪经济研究院梳理地方上述数据，力求刻画出一幅完整的全国医疗资源地图。

  人口大省多是医疗机构大户，2018年河北、四川和山东拥有的医疗机构数最多，均在8万个以上；河南、湖南、广东也表现不俗。总体而言，全国37%的医疗机构都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。

  即使是医院数，排在第一梯队的仍然是山东、四川、河北这些人口大省，2018年医院数量均在2000家。

  三甲医院作为优质医疗资源的代表，高度向东部地区集中。2018年全国共有1442家三甲医院，其中45%的三甲医院都在东部地区，而中部、西部地区只有不到三成比重。

  三甲医院最多的广东省共122家，其中，广州市三甲医疗机构38家。排名前十的还有山东、四川、江苏、湖北、黑龙江、浙江、辽宁、河南、北京。

  广东三甲医院多，主要是广州医疗实力丰沛雄厚，诸如钟南山院士所在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，就是全国呼吸科医院的实力担当。疫情袭来，广东集结6家单位组成第一批医疗队支援湖北，其中的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、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都是来自广州的三甲医院。

  2018年，全国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是6.03张。但从分布范围来说，人均拥有量靠前的不是东部地区，而是辽宁、新疆、四川和重庆，每千人口医疗床位数均在7张以上。

  从城市维度来看医疗床位数也是如此，北上深等一线城市并不具优势。西部的重庆、成都总量领先，北京、上海两大一线城市紧随其后，虽医疗机构床位数超过10万张，但平均在每个人身上，则略显不足：2018年北京每千人口医疗床位数为5.76、上海为5.55，排名明显靠后。

  意想不到的是，一些老工业城市反而人均拥有量非常靠前。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中，长沙排名第一，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为9.48，其次是昆明、乌鲁木齐、郑州、太原、成都和武汉；深圳则排名垫底，该值为3.65。

  这或许可以解释，与疫情重地湖北仅一湖之隔的湖南，为何累计确定诊出的病例居全国第五，但死亡率却很低。除了长沙坐拥中国医学界“四大天团”之一的“南湘雅”以外，在全国确定诊出的病例最多的五个省份中，湖南人均医疗机构床位数最多，为6.99张，长沙更是位于全国前列。

  不过，全国存在一个普遍现象——医疗资源除了地域分布不均外，城乡差别也非常大。在人均医疗机构床位数上，城市人口是8.7张，而农村人口只有4.56张。

  卫生人员数量同样呈现地域高度集中的趋势，广东、山东等9省占到全国卫生人员的一半以上。均摊在每个人身上，可获得医生、护士资源又是多少呢？

  按照非流动人口来算，2018年每千人拥有执业（助理）医师遥遥领先的是北京，相当于每千人有4.63名医生，远高于全国均值（2.59）；其次是浙江、上海、内蒙古、江苏。

  令人意外的是，整个中部地区的每千人执业医师数只有2.41，与东部地区（2.84）相差甚远。尤其是经济大省湖北、安徽、江西，医生资源与当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更突出。

  但更需要中部地区警惕的，不仅是人均“缺医”，更是“少护”。2018年我国每千人拥有2.9名注册护士，而中部地区均值只有2.69，不仅低于东部（3.1），更是罕见低于西部中等水准（2.98）。

  但不管怎样，北京医护资源的“王者”地位始终没有办法撼动。不止是人均拥有医生量，北京人均拥有注册护士数（4.98）也是全国第一，远超其后的上海、陕西。即使在细分指标——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上，北京也稳居于全国前三甲。

  “排队3小时，看病3分钟”的体验，相信不少人都经历过。由于医生工作量过大，经常导致医疗服务的品质不尽如人意。

  从门诊服务的情况看，2018年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最高的地方是上海，为14.4人次，而浙江、广东的医生工作量只有10人次左右；山西、湖南、黑龙江的医生则是全国最轻松，日均担负诊疗人次在4.6人次以下，明显低于全国中等水准（7人次）。

  从住院服务的情况看，医院病床使用率既反映了医院床位的利用效率，也是病床负荷情况的直接体现。上海依然是该指标最高的地区，2018年病床使用率为95.85%；其次是湖北（92.65%），比全国病床使用率高出将近10个百分点。

  上海医疗资源人满为患的程度，从中可见一斑。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床位使用率也是全国第一，为88%，几乎是北京的3倍。

  其实，上海医疗资源并不算匮乏，但人均拥有量偏低，加之在上海大医院就医的外地患者，使当地医疗资源更捉襟见肘。

  自2003年非典之后，国家就加大了对医疗卫生的投入，政府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由2003年的17%迅速提升到2011年的30.66%，增加了将近一倍。此后占比虽有所下滑，但2018年仍为27.74%。

  财政投入力度加大，意味着个人看病成本的下降。由于卫生总费用为跨年核算，所以从全国31个省市区2017年的情况看：个人卫生支出占比最低的地区是西藏（5.16%）、北京（16.36%）、上海（20.5%）。

  以北京为例，虽然其人均卫生总费用已突破1万元，两倍于浙江、江苏，但得益于社会办医、医疗保障等社会卫生支出占比超过50%的比重，个人现金卫生支出仍处于全国最优水平。

  但最低的还不是北京。2019年深圳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降至14.42%，达到全国除西藏地区外最低水平。

  WHO指出，只有当个人现金卫生支出降低到卫生总费用的15%以下时，经济困难和因病致贫发生的机会才能降低到可忽略的水平。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，诸如东北三省，河北、湖北等中部省份，个人卫生支出占比均在32%以上，明显高于全国均值。

  总体来看，全国医疗资源配置呈现出区域分布、城乡分配不均的问题。大量优良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区大医院，尤其是在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，进而导致很多患者到省会城市、北上广看病。

  作为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，因投入严重不足，使用水平明显偏低。目前我国的医疗机构，95%都分布在基层的社区服务中心、街道卫生院、村卫生室等，2018年共有94万个；但数量庞大的基层医疗机构并未有效发挥作用，2018年全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病床使用率只有51.9%，乡镇卫生院要稍高一点，也没超过60%。

  以上海为例，2018年其仅有4729个基层卫生机构，是同为一线个）的一半，这也是导致上海医院医生工作量大的一个重要原因。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，当下我们亟需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的能力，让大量的社区医院能起到合理分流病人的作用，加大分级诊疗的力度。

  此外，还要加大社会办医力度，提高医疗资源的市场化能力。一个对比鲜明的数据是，2018年全国有2.1万家民营医院，占医院总数的比重已超过60%，但数量庞大的民营医院只承担了全国诊疗人次数的14.7%，而公立医院却是一床难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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